摘要: 中国人权概念史可追溯到1895年严复的相关评论。
到了唐代，法理一词多指法意、法律智慧、法律知识等，故唐代统治者明确提出不习经史，无以立身。在我国思想史上，关于宪法的定义和意义众说纷纭。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理 法理是中国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一个由中国思想家最早凝练、广泛和持久影响世界的社会科学概念。法律应该有温度，让人民感受到立法为民、惠民、护民。就是要把人民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作为法治建设的主体，作为推动法治文明的根本力量，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弘扬人民权益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靠人民维护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做到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八）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 宪法是政治的产物，也是法治的原点，是联结政治和法治的纽带。这两个法不实质上就是公民的权利负面清单，意味着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或准许的。
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在现代社会，就是体现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公正等当代核心价值、共同价值和传统美德的法律。第一，虽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实现目的所必要的，但不可导致所损害的利益超过所要保护或实现的利益。
关于比例原则在我国的宪法依据还可参见翟翌：《比例原则的中国宪法规范基础新论——以宪法第33条为中心》，载《新疆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由于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常委会组成人员，而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同样由全国人大产生，因此根据民主合法化链理论，[1]全国人大的民主合法性高于其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照此，对立法者的审查密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查者自身的预测和价值权衡结果，即宪法与民主政治的界限将在很大程度上由合宪性审查主体自身来确定，而这显然构成对立法者民主合法性的挑战，尤其不应适用于我国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毫无疑问，对手段效果的判断涉及事实认定和预测决定。
刘权：《适当性原则的适用困境与出路》，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7期。在我国，有学者分别对比例原则的形式正当性和实质正当性展开论述。
[24] 审查密度理论虽然要求合宪性审查主体结合个案确定审查密度，但这无法摆脱审查者对基本权利受到限制强度进行预测的主观性。他认为，对行政和司法的审查虽然同样无法避免主观的评判和衡量，但该审查权限来自立法的授权，这与审查民主合法性极高的立法机关存在本质区别。笔者认为，适合性原则不仅可以体现出原则理论，而且可以从我国《宪法》第27条第1款的效率原则中导出。换言之，即使适用狭义比例原则审查，立法者仍然享有结构余地，即狭义比例原则所蕴含的权衡要求并未解构宪法的框架结构。
将期待可能性的要求纳入狭义比例原则的内涵后，狭义比例原则不再仅考虑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手段是否符合该原则还取决于其是否令基本权利主体无法容忍。合宪性审查主体过度干预立法内部的讨论和妥协结果往往构成对民主原则的挑战。由此可见，适用必要性原则主要涉及上述四种审查强度中的第一和第二等级，在某些情况下对限制基本权利强度的衡量同时涉及第三等级，仅在例外时才会涉及第四等级。[53]参见刘权：《论必要性原则的客观化》，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5期。
如果狭义比例原则仅要求所得大于所失，仅将所保护或实现的法益与所牺牲的法益进行简单的量化比较，那么整个比例原则可能会允许国家为了保护两条生命而牺牲一条生命，这会导致全部社会成员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随时可能需要牺牲生命，这并不符合宪法基本思想。与预测决定相比，价值评判属于更为典型的民主政治范畴。
适合性原则要求国家限制基本权利的行为必须有助于达到所追求的目标。采取明显性审查时，立法机关拥有最广阔的形成空间，仅当立法者的认定、预测或权衡错误一望即知，即法律当然、清楚、无异议的违反宪法时，才可宣告违宪。
照此，效率原则主要包含两个范畴：其一，同样的消耗可否获得更多成果。但如果审查者认定的更为柔性的手段构成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即与立法者所选择的手段构成对两项不同基本权利的限制，那么审查者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不能摆脱对两项基本权利重要性的评价，而这属于典型的价值评判过程。认识余地可能来源于经验性前提，也可能来源于规范性前提。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从而使比例原则与立法的民主性相互兼容，是下文所要讨论的问题。[55]在此，将那些间接的、不具备目的性的事实损害纳入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则体现出格外重要的意义。[13] 如果说狭义比例原则可以从基本权利在法律可能性方面的最优化要求中导出，那么必要性原则和适合性原则均可以从事实可能性方面的最优化要求中导出。
[63] 事实上，狭义比例原则发挥着最后把关的作用，前三步审查尚无法毫无漏洞的阻止不具备宪法正当性手段的实施。在尊重立法形成空间的同时，作为被动接受国家措施的公民，其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不得彻底成为尊重立法民主合法性的牺牲品
由于比例原则的正当性主要来源于与基本权利密切相关的条款和理论，因此推导过程只能证明比例原则可以在基本权利领域上升为一项宪法原则，在此范围内其对立法权产生约束力具有正当性。[27]在此，阿列克西将立法者的活动余地分为结构余地（struktureller Spielraum）和认识余地（Erkenntnisspielraum）。
而第二个范畴则将成果固定，要求消耗的最小化，可以被称为最小化原则。依据本文所述，这一结论并不因全国人大的某一专门委员会成为合宪性审查主体而改变，也不因审查对象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不成立。
如果不以实现被宪法认可的目标为目的，那么国家则根本不得作为。虽然至今各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极为有限，但个别德国学者关于这一问题或相关问题的既有研究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启发作用。如果认定和预测完全谨慎并理性，但最终基于客观原因无法达到目的，那么立法者仍应负有修正义务。施林克还指出，联邦宪法法院在适用比例原则审查立法的合宪性时，虽然多次提及狭义比例原则，但经常在此适用必要性原则，实际上真正适用狭义比例原则审查的情况并不多见。
民主政治讨论的最终结果随时可以通过多数决定变更，而合宪性审查的结果一旦确定，原则上不宜改变。[22]近些年在我国争议很大的机动车限行问题，也涉及到对该手段是否有助于缓解交通压力和治理污染，是否存在更为柔性的手段等问题的判断。
而结果性结构规范则仅明确立法所要实现的目标，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由法律适用者决定。整体来看，合宪性审查主体在适用必要性原则时介入立法的空间较大。
虽然宪法通常明确或暗含规定了立法的一些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但绝大部分领域仍然既未被宪法要求又未被宪法禁止，这一相对广阔的领域属于上文阐述的结构余地中的目的设定余地。依据该理论，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可以分为明显性审查（Evidenzkontrolle）、可支持性审查（Vertretbarkeitskontrolle）和强烈内容审查（intensive Inhaltskontrolle）三种不同强度，对审查密度等级的选择不仅取决于相关基本权利的位阶，而且需要结合具体个案考量基本权利受到限制的强度。
阿列克西认为，宪法属于一种框架秩序（Rahmenordnung），即宪法通过禁止和要求给立法者划定了一个框架，那些既未被宪法要求又未被宪法禁止的空间则属于立法者在框架内的活动余地。对于合宪性审查的介入强度，我们可以结合余地的教义学理论术语总结为如下四个等级： 1.在事实认定方面，原则上不应认可立法者享有认识余地，审查者可以对其进行全方位审查。参见陈征：《论行政法律行为对基本权利的事实损害——基于德国法的考察》，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法律是政治决策的重要表现形式，立法者需要回应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复杂需求。
[27] Vgl. Robert Alexy (Fn.12), S.16. [28] Vgl. Robert Alexy (Fn.12), S.27. [29] Vgl. Robert Alexy (Fn.12), S.17f. [30] Vgl. Robert Alexy (Fn.12), S.27. [31]参见张志伟：《比例原则与立法形成余地——由法律原则理论出发，探讨审查密度的结构》，载《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08年第24期。在此，除了是否限制基本权利，在列举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这几项限制理由中，立法者同样享有选择余地。
[46]在立法目标不被宪法认可的情况下，审查者选择自己认为正当的目标挽救立法的行为，表面看来是对立法者的尊重，实则意味着审查者自身考虑甚至创设了新的目标，进而赋予了法律新的内涵，这恰恰构成干预立法活动的越权行为。对立法空间限制最为严格的是强烈内容审查。
德国学者阿列克西（Alexy）认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具有原则特性。依照狭义比例原则，国家所保护或实现的利益与其所损害的个体利益之间不得不成比例。
